环太平洋 彩蛋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確指出，要“推進城鄉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一體建設，創新實施文化惠民工程，廣泛開展群眾性文化活動”。一度活躍在城鄉基層的文化館，對群眾文化生活有著怎樣的影響？在新時代文化潮州建設新征程中的文化館及其所代表的群眾文化活動，又該承擔怎樣的角色？專家學者們對文化館、對地方文化建設，又有哪些期待和寄語？ 近日，由潮州日報社、潮州市文化館、潮州市饒頤學術館主辦的“憶舊與追新——陳平原和文化館的故事”主題文化沙龍，在潮州市饒頤學術館精彩開講，吸引了潮州文化界專家學者、潮州文史愛好者的高度關注。知名學者陳平原教授從他的文章《文化館憶舊》聊起，與潮州文化名人群、曾楚楠等，一起回顧他們與文化館之間的往事，探討文化館的時代擔當及群眾文化發展徑，共建文化潮州。 潮州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王文森用“一期一會”來表達他對這場文化沙龍的感受。他說，文化來源於生活、植根於群眾當中，文化的傳承發展需要依靠大眾，文化館的門要面向大眾越開越大，引領、凝聚起民間涌動的文化力量，在基層打造我們堅強的文化陣地。 《文化館憶舊》這篇文章，當然是個人的懷舊。當年在潮州開元寺那裡，是潮安縣文化館的工作站，我經常到那邊去。后來，（潮州市圖書館的）陳賢武幫我找到了一些我父親的資料，比如1958年、1959年父親發表在《工農兵》的詩歌、小演唱，還有他創作的一系列文章等等。父親晚年的時候，我買了很多詩箋，請他書寫他自己寫的詩歌，於是他寫下了《北園詩稿》，都是用方言寫的民歌體的詩歌。父親去世以后，母親生活在文化氛圍很濃的潮州古城，開始學寫舊體詩詞，跟曾楚楠老師參加潮州瀛園詩社的活動。 當初，我對群眾文化活動不太以為然，可是看到母親夜以繼日地在學寫舊體詩，我很感動，終於明白什麼是文學。吟詩真正意義在於生活，生活在吟詩的過程中得以充實，這樣的文學就值得你紀念。因此，我把父親母親所寫的詩文收集起來，編印成了《雙親詩文集》。 從閱讀父親的詩文，到編印《雙親詩文集》，再到撰寫《文化館憶舊》，其實我想討論的一個話題，就是業余寫作的意義。文學愛好者中，日后成為專業作家的很少。絕大部分人熱愛文學，其實是一種業余寫作。閱讀以及文學愛好，使人活得健康、充實、幸福，這才是我所理解的真正文學的意義。 我當年在鄉下的生活，除了兩年高中，大部分時間是當民辦老師。對文學的愛好，那些年所寫的東西，在今天看來都常膚淺的，但依舊讓我感動。我曾寫過一首詩，“弦絲雅韻又重溫，落雁寒鴉久不聞。猶記巷頭集長幼，樂聲如水漫山村。”這件作品展出的時候，很多人喜歡、感嘆，不是我的字特別好，而是那種久違了的鄉村文化生活讓人家感動。“樂聲如水漫山村”，對於那些曾經有過鄉村生活的人來說，是一種美好的回憶。 文化館在一段相當長的時間裡，是文學愛好者以至業余作者心目中的文學聖殿。文化館的干部，在以前的業余作者心目中，常受尊敬的老師。我認識的第一位文化館干部是（揭陽縣文化館的）黃朝凡老師。新中國剛成立的時候，我是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孩，因為失學，在家當個小農民，無聊的時候會看一看古典小說，對文學有一點興趣。我出生的官碩鄉，當時是潮汕地區的土改試點，吳南生同志帶領土改工作團下來時，還帶了一個潮汕文工團，團長是林瀾。晚上，村裡的小孩可以去看人家唱歌跳舞，文工團還教我們唱歌仔。 當時有一個識字的農民叫鬆，受到這些歌仔啟發，寫了一首《農民淚》，訴說舊社會農民的苦難，登在黑板報上，被工作團發現，並且送到地委機關報《團結報》發表，吳南生同志還配了一篇評論《讀了昌鬆兄的詩》。這一下不得了，在整個潮汕引起轟動。農民居然會寫詩！ 那時候，文化館的老師常常到村裡來，在村裡組織文藝組，有創作組、潮劇組等。我已經重新進入學校讀書，放假回到村裡，也會去文藝組聽人家講文藝創作什麼的。當時整個潮汕的農民創作非常活躍，潮州這邊曾慶雍、吳阿六、肖菲等等，他們的名字都如雷貫耳。1954年，省出版社為鬆出了一本詩集《萌芽集》，還利用稿費建了一棟小樓叫做萌芽樓，供大家開展文藝活動。在這個促動下，寫作的人越來越多。潮汕農民作者又出了兩本書，一本是以曾慶雍同志短篇小說《陳秋富當選人民代表》作為書名的小說集，一本是楓溪吳阿六方言歌《池湖怎有田》為名的詩集。又是一次轟動，農民居然能出書！ 我非常遺憾，（由於特殊的歷史原因），那個時候對潮安縣文化館，是不得其門而入，但不表示我與文化館組織的活動毫無緣分。當年，文化館組織了一些群眾文藝活動，其中有一項就是猜燈謎。我非常喜愛猜燈謎，當時在東門樓、后來轉移到開元寺，每星期固定辦一場燈謎會。出於愛好，我便經常去參加，從此與文化館組織的活動結緣。 潮州是全國的謎鄉，燈謎非常有特色。所謂燈謎，以前講究謎面要有出處，一句四書的話，或者古人一句詩，謎底同樣文化內涵非常高。 通過猜燈謎，我找到了寄托。謎語是雜家的園地，盡管那時候報酬非常低，獎品非常少，最多就是一盒火柴兩分銀。但是一個晚上，你能夠在謎棚下猜中三條以上的謎題，那便是眾所刮目。當年通過潮州的謎壇，促使我去彌補那些讀不到的雜家的書。比如一張紙有多少別稱，就要刻苦去看書了解。當年的書不是想買就有，我借了一本謝會心先生的《燈虎辨類》，一頭扎了進去，甚至用一本筆記簿摘抄出來，至今仍保留在我的書架上。有人介紹一本翁輝東先生的《潮州方言十六卷》，也是同樣埋頭書卷、囫圇吞棗。還借到一本《潮州漢語小詞典》，更加愛不釋手，交代一星期后歸還，所以利用一星期的時間，幾乎就是除了注釋以外，把條目都抄好。 平原教授在《文化館憶舊》裡面提到他去曾慶雍老師那裡，中午曾老師留他在文化館的食堂吃飯。其實當時文化館沒有食堂，那是我們潮安縣文藝培訓班的食堂，所以我們算是吃過同一鍋飯。 其實我不算老文化館人，我是2007年才到潮州市文化館工作。文化館給我的第一個感覺就是窮，雖然窮卻干了很多事。2007年全館28人，為我開歡迎會時，28張椅子沒有兩張是相同的，辦公條件非常落后。 當年文化館在開元寺辦公，也就是那麼幾間老房屋，什麼都沒有。我恰好跟曾慶雍老師住隔壁房，我們小孩早上5點多就起來練唱功，他老臟不太好，總念叨我們不懂事，一大早就吵吵鬧鬧。現在回憶起來非常有意思。 （揭陽縣）文化館的黃朝凡老師，對我影響非常大。1954年我初中畢業時，寫了一篇小散文在《工農兵》發表。后來我考到潮安讀高中，繼續開展文藝創作，到各種刊物發表。有一次放假回村裡，文化館的同志通知我去領獎，他們居然一直在關注我，還將我的作品送去評獎。 我到潮安讀書時，沒什麼機會參加社會活動，也沒機會去接觸曾慶雍、吳阿六等名人，但常關注他們的作品。直到有一次，新中國成立10周年舉行文學評獎，也同樣通知我去文化館去領獎。我非常高興，這樣才認識了曾慶雍，當然也非常感動。從此之后，曾慶雍那間小小的臥房兼編輯室，門檻就被我給踩塌了。 我到現在80多歲，一生別的什麼都沒做，只是一直在寫東西。之所以這條，文化館的影響常直接的。我放假回家，朝凡老師見面就指導我寫這個寫那個。在潮安每遇到曾慶雍老師，第一句話就問，最近寫些什麼？他編《演唱資料》，總約我寫東西，快板、歌冊、相聲什麼的，發揮，服務農村娛樂需要。后來我從教育系統被調到文藝系統，再到潮劇團，直至退休。這條，跟曾慶雍叫我寫曲藝有直接關系。我的人生道是在文化館引導下走過來的。 今天平原兄談文化館的事，我感到如一股清風從非常久遠的地方吹來，我非常懷念那個時候的文化氣氛，文化館，感謝當時的老師，也感謝時至今日，文化館還一直在幫助我。 現在回過頭想，我所做的學問，一方面是雜，因為猜謎關系到非常多知識，什麼題材都可以拿來作謎題。另一方面就是小，《潮州日報》曾經採訪我時，我自稱是“萬金油”“箍桶匠”。通過謎壇的活動，我還養成了看書做卡片的習慣。所以，雖然我對文化館是不得其門而入，但是通過文化館組織的活動，讓我汲取了多方面的學養。 “四人幫”以后，社會文藝復興，我第一篇作品轉變成鉛字，在《汕頭日報》發表，稿費隻有4元，但足以讓我請兩個朋友一起吃一餐。從此以后，什麼文藝形式都嘗試，從小戲、散文、傳奇，以至到文史、小品等等各個門類，都不禁去嘗試一番。1983年，還寫了3個小戲，其中有一部話劇、兩部小潮劇。 英群兄記得非常清楚。根據民間故事改編的《王老五賣肉》，文化館組織了東鳳一個業余潮劇團演出，甚至上省去參加業余戲曲匯演，當年評了個一等獎。隔年，廣東潮劇院寫《張春郎削發》的李志浦推薦我寫大戲，我又通過移植浙江越劇一個劇本，寫了一部《柳玉娘》的大戲。 文化館組織的活動，直接間接影響了我，激發了我的創作熱情。所以，現在我寫的東西，還是脫離不了當年通過謎壇養成的習慣。我今年出了四本書，其中一部書名就叫做《識小雜錄》，就是零零散散的文化知識。 現在我覺得寫的東西，古氣太重，一般讀者可能看不太懂，不利於文化知識普及。這方面也要感謝文化館的潘館長，在文化館主辦的《潮州文藝》，每一期都刊登我一篇《名物絮語》的文章，就是潮州方言詞考析。今后，我還要向英群兄學習，用通俗的口氣來寫文章，把文化歷史常識轉變成老百姓喜聞樂見的表達形式。 我是1972年紀念毛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30周年的時候開始學習文藝創作的，1973年開始與文化館打交道，因為業余作者和文化館老師的關系，我認識了平原兄的父親陳北老師，並且跟“老慶”（曾慶雍）也非常投機。后來平原兄加入了業余作者隊伍，當時他去下鄉當老師，我則回鄉耕田。由於他住在農校他父親的宿舍，經常要經過我們村。我們參加文化館舉辦的業余作者活動，作品都會互相交流意見。每年正月初五下午，我還會和其他幾位業余作者到農校陳老師宿舍，在那裡吃完晚飯才離開。后來平原兄去讀大學，我到廣州開會時都會前往探望他，當時他同班幾個同學我都認識。平原兄為人非常誠實，能夠沉靜下來做學問，這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談文化館的故事，其實不完全是懷舊，還在思考歷史和現實、個人和國家、過去和未來。開放40余年，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水平迅速提升，而物質生活富裕了，文化生活如何跟得上？ 以前總說“文化搭台經濟唱戲”，其實，應該是“經濟搭台文化唱戲”才對。發展經濟最終的目的是讓人民獲得幸福感，而文化是幸福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文化不是手段，文化應該是目的，文化是我們的生活方式。 早年基於啟蒙的目的，和學術界積極介入到群眾文化活動之中。從20世紀20年代的新文化人到80年代的開放，都努力用某種力量來支持和影響基層的文化活動。1916年到1926年，魯迅是教育部第一科的科長，負責主管全國的圖書館、美術館和博物館，在任期間他做了很多這一類的事情。20年代因為眼光向下，北大的老師梁漱溟辭掉教職，到山東鄒平做鄉村試驗，與此同時，晏陽初（中國平民教育家、鄉村建設家）到定縣開展民眾教育。20年代有理想的文化人，直接到民間去跟群眾對話，通過提升他們的教育水平和文化水准，來改變整個中國基層的文化生態。抗戰初期，借助社會動員的需要，很多青年藝術工作者和讀書人，參加各種各樣的游擊隊等等。在培育國識的同時，養成了某種審美趣味，這種審美趣味一直延續到五六十年代。 但是，20世紀90年代，經濟發展起來以后，商業化的道逐漸成為主流，商業的力量超過了和學術界的力量，基層文化活動所應該追求的在地化、啟蒙性和參與感越來越消退。當下，世界越來越大，距離越來越近，可是人們的心理空間越來越小，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知識生產和娛樂傳播的方式，從以前的型轉變為平面化的過程。絕大部分民眾成了看客或者粉絲，不再參與到文化生產活動之中。借助無所不在的網絡和手機，虛擬世界中的人越來越少表達自己的感受，只是透過熒光屏冷眼旁觀。某種意義上，商業和科技結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影響了中國人的啟蒙以及審美方式。 今天，文化活了，但是也虛了。很多文化工作者和文化活動，與當地民眾的生活脫節了，不再講在地感。年輕一輩不再追本地的新，而是追全國的新、全球的新。各地群眾自發的文化活動，今天很多都難以為繼，雖然有文化館做一點支持，但年輕人從小看電視、熟悉網絡、熟悉遠在天邊的各種文化形式，而忽略了眼前的地方文化，這是我特別感慨的。 過去的文化館，條件雖然很差，但聚集了很多頂尖人才。不管你在什麼單位工作，隻要你是創作能手，就可以調進來。但現在不能隨便調，各個藝術門類的領軍人物也比較缺乏。過去文化館的職能主要是組織、輔導、創作、研究四個方面，現在更著重於公共文化服務，就是全民藝術普及，滿足群眾文化需求。在引領文化潮流方面，文化館的力量偏弱。特別文學創作方面比較弱，這是今后需要努力的地方。 另外，作為潮州市文化館，在潮州文化的傳承、弘揚、發展方面，肯定要作出一定的業績。老一輩文化人為潮州文化作出了巨大貢獻，曾楚楠老師總是在《潮州文藝》發表文章，其實報酬非常微薄，就是一種文化志願者的情懷。現在年輕一輩是否在研究和弘揚潮州文化？是否也有這種情懷？如何激發年輕人對潮州文化的熱情？我想，這是我作為文化館長應該考慮的問題。 現在的文化館相比過去的文化館，在定位上應該有區別。過去一個很大的作用，就是去發現、培養一批文學精英。現在高等教育如此發達，各種各樣的人才的培養，完全可以通過職業教育、高等教育體系來完成的。文化館的職能，應該回歸到它原本的群眾文化的教育，面對的是大眾，做的是文化生活。學習寫作、音樂，不是一定要成為作家、音樂家才有意義，文藝的意義就在生活裡面。 我是農村來的，回憶過去在農村的生活，有一種集體的溫暖，這種集體的溫暖恰恰在於當時的公共文化生活。當時生產隊之間有籃球比賽，有猜燈謎，都常激動的。每個鄉都有鑼鼓隊，演奏潮州音樂。這些活動是經常性的，基本上每天都有。后來，農村的生活逐漸個體化，大家不再參加集體活動，現在我到農村去有點兒失望。 文化館現在能夠做什麼？我想需要沉下去，到市區、到農村基層構建公共文化生活。比如喜歡潮州音樂的，給農村提供一些樂器，很自然就會組成一個點。再如非遺保護方面，提供一點經費，會有很多人願意去做。同時，要善於管理和組織，通過購買服務，搭建活動平台，協同其他文化團體一起來做。另外，技術手段要創新，用新媒體的手段來做。比如非遺保護，通過新媒體的方法，讓大家去體驗，會取得更好的效果。要構建一種大家都可以參與的公共文化生活。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我認為人的全面發展，就是物質文明提升之后，在生活、文化生活上更加豐富，文化館最大的責任就在這裡。 今天，中國的人均壽命延長了，整個城市化進程不斷提高，高等教育的普及率也大幅提升，群眾文化、群眾教育、文化館該往什麼方向走？我希望的是，關注群眾的文化需要，同時支持群眾自發的文化活動，採用購買服務的形式去投入資金和精力。比如年輕一輩的，對文化活動有興趣的，我們通過購買服務，培育他們來開展群眾文化活動。 我關注鄉土教育，這背后有學理的思考，有歷史的探究，也有現實的刺激。現實的刺激就是高考壓力山大，教材日趨一統，城市迅速擴張，科技消失了距離，年輕一代的空間感扭曲了，曾經我們熟悉的鄉土在消失。所以我希望，我們有能力來宣揚、傳播、實踐我們的鄉土文化。 群眾文化活動，最難落實的是文學創作，恰好我當年是從這個方面起步，所以特別感慨。今天高等教育普及了，網絡文學發達了，文化館的這方面的功能其實比較難充分地發揮出來。真正影響一個地方，或者一個產業的發展道，文學恰恰是最根本的。文學和影視結盟，文學和商業結盟，文學和科技結盟，各取所需，都能獲得自己的生命。 潮州的文化館、博物館的建設做得很好，非遺做得很好，我希望潮州的文學能夠跟上。潮州文化人很多，文學創作如何與非遺保護、古城更新發展相結合，不僅僅是發表一些小說、詩歌、散文，而是努力讓文學與文化活動結合在一起，才有可能獲得長久的生命。 我在很多場合提到，跟電子媒體競爭，紙媒中間的副刊是個關鍵。因為信息的傳播紙媒永遠沒辦法跟電子媒體抗衡。但有一點，文化專欄，紙媒可以做得很好。這裡我特別表揚《潮州日報》，還有《韓江》《潮州文藝》，在當今大浪淘沙的狀態下，還堅持做文學事業，是讓人感動的。 基層的文學活動如何和其他工作相結合？比如說短視頻的制作和傳播，是現在的文化傳播很重要的途徑。短視頻不僅僅是攝像的事情，它的文學性也不應該被忽視。文學是最要緊的底，可以影響到各種各樣的工作，影響到了電影、電視、短視頻、非遺的保護，甚至我們今天的古城的推廣，還有潮州人的生活方式。所有，從文學創作者來說，走出傳統的在紙媒上發表詩歌、散文、小說的那種舊的徑，完全可以與各種日常文化生活相配合，走出一條更寬的道。 對於饒館，我總有一種，每次要跨過那門檻，總會不自覺放慢放輕腳步。這裡珍藏著饒公的墨寶。 陳平原教授對當年文化館的關注一再令我吃驚。早在幾年前在接受我們潮人風採欄目採訪時，他就特別提到當年的文化館，幾位老師，稱從磷溪旸山到文化館，需踩很長時間單車，卻覺“一走來，風光無限，那是暗淡歲月裡的燈光”。幾月前，又專門寫了《文化館憶舊》一文，再次把家鄉這基層文化小館推到大眾乃至文化大家們的視野。 文章卻也坦承，當年在文化館生活期間發表的那些作品，今天回望，是失敗的。（於他的文學生涯，是走了一小段時間的彎。） 那麼，文化館及其所代表的群眾文化活動，於他，於群曾楚楠等潮州文化名人，於我們，於今天我們的這座城，究竟有怎樣的意義？ 群老師的答案很明確，與文化館打了幾十年交道，奠定了他國家二級劇作家的地位﹔在文化館的交流，以及通過一系列群眾文化活動所接觸到大量生活素材，促使他斜枝旁逸寫出了許多精彩的專屬於潮州的散文——那麼豐富的群眾生活積澱，細致入微的觀察和深入骨髓的切身體會，“信手拈來”，都是文章。曾楚楠老師則在文化館組織的謎台底下成長起來，猜謎獲獎的年輕時光，奠定了這位潮州文化掃地僧、“箍桶匠”“雜”“小”的學術研究的底子。 於陳平原教授，是什麼？僅僅是學有所成的回望，以及回望中對家鄉、師友的溫情？於今天看，當年那些過於貼近時代的作品是“失敗的”，但那時的群眾文化館，不也引發他對文學的熱愛，推動他與文學的結盟？ 然而，今天的舊事重提，顯然不僅僅是回憶。在沙龍中，他更多地談及父親的文章，以及近年母親在老干部大學所寫的“老干體”詩。——他說，“吟詩的真正意義，不在於文學，而在於生活”。 群眾文化於他，於大咖而言，不應是從高處往低處看的審視，而是置身其中的深情。跳出情感的范疇，於學理上考量，群眾文化於我們，更有深厚的意義。 何為文化潮州？正如各位文化大咖在字裡行間所闡釋的，我們所追求的，不是一兩位作家寫出精品佳作的潮州，而是城市文脈得以延續，人文得以張揚，文化自信得以呈現，文明程度文化素養得以提升，文化如鹽溶於水化為我們日常生活方式的文化潮州。 陳平原老師曾經寫過一首詩“猶記巷頭集長幼，樂聲如水漫山村”，在台北和家鄉潮州展出時，都引起許多人的共鳴。實際上，這樣的場景，既是曾經的鄉村文化生活，何嘗不也是疲於奔跑的現代人，對美好生活的期許？ 於此看來，群眾文化館及其所代表的群眾文化，在當代的價值和意義，已不言自明。惟願“樂聲如水漫山村”早日從回憶，從詩文中，當活。 走出饒頤學術館，凝視著車水馬龍中的“頤園”，忽然想起，饒公當年，不也從續修《潮州藝文志》開始其學術之嗎？今年，饒館頻頻舉辦社科活動周活動，當時還覺得有點拉低了學術館的檔次，實是我自己太過於粗淺了。唯有當基層文化館、群眾文化活動中常能走出大師，大師又從容地民間，方是我們文化潮州建設的題中之義。
|